钟祥铭

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助理、博士

摘要：
现有法律制度依然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围墙花园”这种情况仍然会长期存在。一些传统法律工具已经陷入了能效不足的困境。解决“围墙花园”问题最有效的方法可以参考欧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它为各国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必须得要回归到创新的主航道，通过有效的治理，来消解和抑制“围墙花园”，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价值观创新，这也是中国互联网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围墙花园它不是涉及少数商业巨头的一些商业利益，它决定了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高度，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未来，包括全球化的进程。我们有理由去呼唤中国的一个《数字市场法》，并借助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从平台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后来居上，最终可以引领全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围墙花园”的破拆，作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关键问题。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当初缔造互联网先驱们那样的开放的世界，也并不是我们心中美好的开放世界，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个“围墙花园”林立的世界当中。

作为中美欧不约而同掀起这一场互联网反垄断浪潮的深层次背景之下，又随着新冠疫情全球性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互联网超级平台的利益跟权利进一步的集中化，作为互联网技术也慢慢成为人类发展当中不均衡跟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另外超级平台开始冲击到国家的主权，包括社会秩序和政治运行，甚至会危害国际的秩序。

通过此前阿里巴巴跟腾讯之间相互开放生态系统的事件，可以标志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真正进入到深水区当中，中国互联网长期比较隐秘的一角，也因为这个事件被揭开。

随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平台治理，慢慢走向深入，中国互联网深层次“围墙花园”的问题开始被大家关注，也开始破冰。

从强调严防网络平台企业实施系统封闭行为来确保生态开放共享的市场监管总局跟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提出的观点，到现在各平台需要在限期内按标准解除屏蔽等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已经生活在“围墙花园”林立的互联网的世界里面，当今的“围墙花园”被赋于了新的名词，我们经常提到的生态，它也是从过去具有公共性无缝切换到私有性，从过去开放完成了经常会说的闭环，也就是封闭性。

“围墙花园”的工程几乎是每一个互联网巨头最重要的建设工程跟装修工程，他们都是高举生态大旗，不断重新构造和塑造商业模式，封闭性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不管中国的微信、支付宝，美国的Facebook、推特，苹果的IOS，每一个互联网巨头都在建立自己的“围墙花园”，主要是通过对于外部分享的限制，包括生态搜索的限制。刚刚提到小程序的限制。大量的用户被绑定在每一个生态当中。

除了为各自生态锁住这些流量，保障用户的信息安全和内容质量，这些花园它们的建立也让目前的互联网环境变成了重新高度中心化。以往互联网去中心化在这些巨头的商业逻辑驱动之下慢慢开始重构。

我们聚焦在“围墙花园”概念方面，“围墙花园”的概念特征，首先是被广泛用来指征互联网领域越来越封闭和隔绝的行为，另外并不是一个所谓严谨的学术概念，是具有多意性包括模糊性。比较难以清晰的界定他们的边界，包括内涵跟外延。

另外一个内涵比封闭平台的概念更加的丰富，因为模糊了封闭跟开放两者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所以“围墙花园”这样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或者跳出开放与封闭的简单概念化，走出非黑即白的两分法的困境，可以更形象的理解当代互联网领域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可以反应出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些客观的挑战。

我们来看“围墙花园”的前世今生，很多人认为“围墙花园”是来源于电信领域或者直接来源于互联网，“围墙花园”最早是源于有线电视，这个由Tele-communication公司创始人John Malonel创造的，最早是用“围墙花园”来描述有线电视行业发展出现的一些提供独立用户环境的专有平台。从最早的1956年的反美国案，到1990年，美国在线所开发出来的一种“围墙花园”的服务模式，我们发现网络通信的用户在这样变化当中逐渐转变为专有环境的客户。之后“围墙花园”也开始慢慢出现在各种媒体的话语当中，也在广告跟电子出版等等一些行业当中快速发展，最终进入到互联网领域。

随着专有内容环境培育，包括有线、专有服务，它们共同发展的作用之下，“围墙花园”也将原本开放的制度，慢慢转变为一种产权制度，这之前很多学者也都说过，“围墙花园”经历了作为一种行为变成一种模式形成策略，再到形成一种社区、生态，包括一些体验。背后所隐藏的是传统电信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之间的着力，也是一系列开放、封闭、融合等等边界比较模糊的二元对立的纷争。

我们看“围墙花园”的演进历程，从20世纪70年代的有线电视领域，慢慢进入到私有网络当中，以美国在线为代表，进入到90年代的互联网1.0，然后2.0，最后到当前的21世纪20年代的智能物联网，以数据为核心的阶段。

在中国来说，在互联网领域，“围墙花园”就大多数指封闭生态系统，与设计、技术、政府和商业等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的问题不一样。“围墙花园”有它自身鲜明的特征，这也驱使我们必须对于“围墙花园”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的界定跟厘清。首先我们要它局限在商业领域来看待，第二是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应用层，就是直接面对用户，第三行为主体主要是刚刚说的互联网的巨头，对产业跟社会有巨大的腹外部性，第四代表当今全球互联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

“围墙花园”在中国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可以说，“围墙花园”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生态的代表。从最早有阿里巴巴封禁百度事件揭开序幕，到3Q大战、3B大战，再到今年抖音起诉腾讯，成为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平台第一案，“围墙花园”的相关话题逐渐被大家所熟知。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之下，是不被人所知道的。

“围墙花园”本质来说并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利用一些技术手段，使他人可以在无法看见他核心保密数据情况之下来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说，“围墙花园”其实并不是等同于简单的一种封闭，而是更具有一种隐蔽性，而且立足于商业逻辑，会建构出各种各样的合法性。另外游走于法律的边缘，更具有欺骗性。不同平台之间他们互联开放，结果会是多赢的。“围墙花园”能够长盛不衰，核心还是在于利益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仅仅只是里靠企业的自觉或者自律，是难以有效根治“围墙花园”的问题。

“围墙花园”的典型类型就是有基于终端、门户网站、端网VPN、防火墙网关，最重要是基于用户注册，这也是各个互联网巨头在乎的，就是互联网领域最主要的一个类型。随着全全网民数量突破50亿，互联网已经成为数字时代人类最关键的基础设施，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社交、产业发展、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负面因素。

除了我们之前所争论的封闭与开放的争论，最大的危害还是体现在巨大的负外部性质上。

在对于互联网“围墙花园”破拆的意义，包括如何实践的路径，首先刚刚提到企业自律，并不是一个可靠的防线，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自律机制是抵御“围墙花园”第一道防线。

首先我们要倡导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另外我们需要通过行业协会来确定一些行业的竞争的规制，来明晰一些行业的规范，最终仍然需要构建完善的他律机制，这就要求一些相关主管部门需要积极并主动出击，充分发挥相应的法律法规包括《反垄断法》跟《反不正当竞争法》，依然是法律当中非常重要的选择。

第二点从全球范围内大型互联网平台“围墙花园”的障碍来看，说明现有法律制度依然缺乏一锤定音式的解决办法，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和突破，“围墙花园”这种情况仍然会长期存在。这在一轮中美欧同时掀起的反垄断浪潮当中，本身就意味着以往《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些传统的法律工具，已经陷入了困境，解决“围墙花园”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可以参考欧盟发布的《数字市场法》，通过定义“守门人”，在日常应用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避免从事一些不公平的禁止性的义务等等来确保数据跟市场的公平性跟扩充性。《数字市场法》为各国指明了新的方向。

最后在地缘政治崛起的背景之下，中国需要非常重视全球事业跟价值观，中美欧除了经济竞争，制度创新也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维度，“围墙花园”本质就是借助垄断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强化技术创新来维护自身利益。因此在未来中国互联网如果想要引领全球，必须得要回归到创新的主航道，通过有效的治理，来消解和抑制“围墙花园”，让它越来越没有生存的空间。最后是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刚刚提到价值观创新，这也是中国互联网走向全球的必由之路。

综合来看除了我们需要具有全球视野跟价值观，另外制度创新竞争将成为未来一个重要的维度。除了技术，还在于制度的创新，尤其是价值观，我们需要去建构数字时代的全新价值观，与网络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围墙花园”不是涉及少数商业巨头的商业利益，还决定中国互联网的高度，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包括全球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围墙花园”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产业的价值观，另一面也照出制度价值观，在新形势之下，我们有理由去呼唤中国的《数字市场法》，并借助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在平台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后来居上，最终引领全球。